當下，" 逃離北上廣、回家鄉工作 " 已成為一代青年的集體選擇，但對于許多曾在一線城市有過豐富職場經歷的女性而言，這種回歸往往意味著更復雜的挑戰。

她們帶著大公司的經驗、專業的技能和未熄的野心回到縣城，卻發現，過去熟悉的職場規則失靈了，專業能力在人情社會中難以施展，同時面對著性別帶來的隱形壁壘。

在縣城，已婚已育后仍在工作的女性相對較少，大部分女性都會在生育后選擇回家相夫教子。因此，職場男性當道，女性常被視為輔助角色，職業天花板更低，身處管理層的女性鳳毛麟角，女性的工作能力常存在被低估的狀況。

本文作者曉雯和她的兩位同事，都曾在經濟上行期的大城市、大職場感受過事業當風。但隨著家庭的牽掛與行業裁員的浪潮襲來，回到縣城成了她們或主動或被動的選擇。

她們本以為，收拾好履歷，回到熟悉的縣城，能實現 " 降維打擊 "，干出一番新事業，卻沒料到，等待自己的是有勁沒處使，有野心卻沒跑道，她們所處的職場環境中彌漫著對女性能力的輕慢，而家庭責任更讓她們在事業與自我實現之間步履維艱。

人生的十字路口，迷茫與掙扎悄然蔓延。

酒店經營一周年的總結回顧會上，大領導馮總難得 " 敞開 " 胸襟，讓公司業務口的管理層們各抒己見，整理自己發現的問題，能改的，會后他統一整改。

大多數人都說得不痛不癢，性格直爽的財務總監黃姐卻充分發揮嚴謹務實的職業精神，準備了整整三頁 A4 紙，從庫房管理到財務流程，從報銷制度到資料存放，有理有據地逐一分析問題，提出整改方案。

人力總監楠姐也直言不諱，提出要減輕后臺部門的管理壓力，落實酒店內部的幫工獎勵制度，" 請一次外面的小時工，還要 80 塊錢一天，咱們自己的員工幫忙，哪怕給 20 塊，也多少有點動力 "。

眼看馮總的臉色越來越差，身為營銷經理的我仍決定頂著壓力提出建議：" 每次辦宴會缺服務員，都是我們營銷部門的同事無償幫忙，結束后，大家只能加班完成自己的工作，能否安排加班調休，給予大家合理的補償？"

接二連三的 " 諫言 "，徹底點燃了馮總的怒火。他沒有回應我們的訴求，站起來滔滔不絕、逐一反駁，說我們一個個已 " 貴為 " 經理，思想覺悟還是不夠，一點不以大局為重，" 酒店每個月準點給你們發工資，你們竟然計較起了這點芝麻綠豆的小事？加班是你能力不足，幫工是你不得不去，員工誰有意見誰滾蛋，你們也是！"

后面的意見他沒聽，發完火，便揚長而去了。偌大的會議室，只剩我們三個中層女員工面面相覷。

" 外行管內行，真要命 "，楠姐搖頭。她做了十六年財務工作，服務了四家上市公司，說自己沒見過這樣流程繁瑣、管理混亂、領導一拍腦門做決定的企業。黃姐更是忿忿不平，她前兩天剛和馮總在辦公室大吵一架，吵到整棟樓都能聽得見，" 老板的決策失誤，為什么要員工來買單？"

我嘆了口氣，感慨錢難掙——上級分工不合理，下屬抱怨連連，中層受盡 " 夾板氣 "。一線員工流失嚴重，我們每天還得自掏腰包買零食、請吃飯，哄著下屬來上班。

會議室里情緒激蕩，大家就差把 " 不想干了 " 寫在腦門上。我們都是年過三十，已婚已育，有著豐富職場經歷的女性。然而，從一線城市回到縣城工作后，一切我們曾視為共識的職場準則與做事方法，都不復存在了。

去年年終匯報時，看到每個人 PPT 里的自我介紹，我才發現，黃姐、楠姐和我的工作經歷高度相似。

我們三人在酒店分管財務、人力和營銷，都是本科以上學歷，在一線城市和大公司打拼過，前些年因為家庭原因回到這座縣城，算是小縣城職場難得的 " 人才 "。

過去在一線城市上班時，工作帶給我們的感受，大多是忙碌、充實、有價值感的。

黃姐之前在深圳做審計，出差是常態，一個月住酒店的天數比家里多，經常醒來分不清自己在哪個城市。二十五六歲時，她很喜歡這種滿世界飛的精英生活，但臨近三十歲，她開始覺得疲倦，渴望安定，于是籌謀回老家發展。黃姐很努力，考到了注冊會計師的證書，進入了本地國企，后來實在受不了國企的形式主義，才跳槽到了現在這家民營酒店。

我和黃姐的職業軌跡相似。本科畢業后，我留在深圳，先后在上市企業、互聯網大廠、新媒體公司工作過，工資隨著每一次跳槽大幅增長。那時深圳給我的感覺是新鮮、朝氣蓬勃、充滿機會，我甚至有宏愿，說不定未來幾年能買得起房，在深圳扎根，彼時在老家工作的男朋友想讓我回鄉發展，而我置若罔聞。

2019 年，深圳被規劃為 " 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 "，從此房價一路飆漲，我看得上的房子，價格很快漲到我望塵莫及的天文數字。那年年尾，疫情爆發，我從日本旅游回來，在深圳出租屋里體驗了一個人過年的孤獨滋味。那時我突然領悟，人終歸是群居動物，我所幻想的自由、獨立的都市麗人生活都是空中樓閣，一大家子在一起熱鬧作伴，才是我要的安全感。

后來隨著公司裁員，績效越來越難完成，我也厭倦了毫無意義的內卷，終于在一次半夜心跳過度、一個人躺在出租屋里無人問津后，我開始認真思考起男友讓我回鄉發展的建議。

兩人戀愛多年，走到了 " 不結婚就要分手 " 的岔路口，我不想再花時間和精力重新開始一段感情，要是錯過這個結婚對象，說不定就此單身一輩子了。思前想后，我心一沉，買了張回鄉的機票，就此結束了深漂生活。

楠姐大我十歲，在房地產烈火烹油的時候入行，從人力專員一直做到主管、經理、總監，在碧桂園、融創、恒大都待過，工作能力很強，簡歷非常漂亮。她告訴我，房地產最鼎盛的時候，公司組織團建都是去新加坡旅游，機酒全包；銷售們一年能掙六七十萬，人手好幾套房，售樓處門口的豪華車都是員工的。

而如今回到縣城，不光薪資大幅縮水，工作內容也讓她挫敗感很強。近一年的時間，她只干一件事，裁員。親手招進來的人又親手送走，談不攏撕扯的、鬧事的、舉報的，不勝枚舉。

我是楠姐招進來的，面試時就發現我們共同話題很多。在縣城職場，身居管理層的女性很少，我、楠姐和黃姐因此成了 " 鐵三角 "，借著每次開完周會的工夫閑聊，發現彼此都難以適應縣城的節奏。

在縣城，真正適合女性的崗位并不多。

我們縣是中部某省份下面的四線小城，產業以傳統能源為主，勞動力多為男性。我的上一份工作在本地一家制造工廠工作，每到飯點，浩浩蕩蕩的食堂長龍隊伍里，我鮮少見到女同事的后腦勺。

縣城的女性們，大部分都在家相夫教子、務農、做家務。麻將館、學校門口和田間地頭是她們出沒的主要場所。能有份工作，會開車，生完孩子還能回去上班，就已經算是縣城標準的職業女性了。盡管在職場，女性們聊的話題也三句話離不開老公、孩子、公婆。

這樣的氛圍里，大家似乎默認了女性只是職場上配合打輔助的角色，并不能擔當重任。連酒店這種以女性為主的服務業，管理層也是男多女少。

每當員工發生矛盾，馮總便歸因為 " 女的太多 "。開會時，男領導們總是拿女性開涮，開物化女性的玩笑。討論到菜品定價和配套服務時，有人說，" 這菜就像是花錢娶老婆，誰不想找年輕漂亮的？但你只付了這點錢，還指望給你提供免費餐前小吃和高檔餐具，那不是癡人說夢嗎？" 每每聽到這種話，我總要隔著桌子和楠姐交換一下白眼。

很多時候，普通人并沒有太多選擇。百平方公里的縣城，看似企業、商戶繁多，實則被幾個老板壟斷。縣城的資源被寡頭們瓜分著，共享著，外來者很難闖入。

去年和黃姐交流后，我才得知，集團總部近百號員工，只有我們倆是自己應聘進來的，其余人幾乎都是各分公司高管們沾親帶故的親戚。連我們辦公室沒心沒肺、大大咧咧的文員琳琳，也是靠著當書記的大舅進來的。琳琳平日口無遮攔，唯獨對這件事三緘其口。我悲涼地認清了縣城規則——少數人用血緣、利益交織成了一張細細密密的網，隔絕了外面無門無路的大多數人。

縣城太小了，小到我的現同事和前同事是同事，前同事和剛離職的同事又成了同事。酒店行業更甚，全城就那么幾家，想要跳槽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前幾年，我曾應聘過一間本地連鎖餐飲老板的助理崗位，沒想到，剛坐進辦公室，他就熱情地和我說，" 我和你們林總（我的前任老板）了解過了，說你為人靠譜，能用，放心待著吧 "。我聽得后脊發涼，慶幸自己離職時沒和前任老板撕破臉，否則還不知道是何下場。

精神上的孤獨則是另一種苦悶。

我平時喜歡閱讀，關心新聞，愛聽文化類播客，精神生活仍維持著在深圳上班時的習慣。但我的同事們對這些絲毫不感興趣，而她們感興趣的直播、購物、美食，我又知之甚少，因此和她們在一起時，我常常陷入沒話聊的尷尬境地。剛入職時，我費勁買了幾十本酒店相關的書籍放在辦公室，希望大家有空讀一讀，開會時團隊一起討論和學習，至今都沒人翻開過一頁。

身邊聊得來的朋友很少，唯一有共同話題的朋友是本地一名在博物館做講解員的姐姐。

她比我大兩三歲，前些年在外做導游工作，滿世界飛，因結婚生子回到縣城，生完孩子后仍保持著工作的慣性，職業性質使然，平時也熱愛閱讀，喜歡觀看文化類節目。我們偶爾會相約吃飯，聊些讀書寫作的話題，說起縣城精神生活的貧瘠，彼此深有同感。但因為她的工作時間大多在周末，因此能碰頭的機會也不多。

更多時候，我每天唯一的消遣是和千里之外北京、深圳的朋友們聊天，北上廣發生了什么，我比她們還清楚。朋友來時，我自嘲是 " 精神上的北京人 "，背后是說不出的落寞，一顆向往自由的靈魂，生生變成了自己的囚徒。

我感覺自己被 " 困 " 在了縣城這個狹小的職場里，一方面不甘于在此磋磨時間，另一方面又貪戀唾手可得的安穩生活。

想辭職出國讀博士，但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，老家年邁且收入低微的父母，都需要我這份工資養活。

孩子們還小，讀博至少要花費四年，四年后我的家庭還在嗎？孩子們還認得我嗎？我到時會后悔沒守在家門口安穩過日子嗎？況且現在工作難找，這份工作也有它的好，離家近，食堂有免費員工餐。要是就這樣辭職，下一份工作是更好還是更差，也未可知。

想再拼一拼，掙得更高的職位，但 40 歲的黃姐和 36 歲的楠姐，她倆的處境就是我努力后的樣板，從經理升職為總監，工資高出五六千，卻要承擔更大的壓力，職級和幸福似乎并不成正比。

我向兩位姐姐傾訴我的苦悶，黃姐表示和我有同感，回縣城后，總感覺自己有點 " 大材小用 " 了，想做事，卻沒有做事的土壤；楠姐則安慰我，這就是一份工作，沒必要在其中尋求自我價值，" 我們這個年紀，在哪兒干不是干，這家公司不好，去到另一家就會更好嗎？"

楠姐還勸我，既然無法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，那就把注意力放在家庭上。她自己便是如此，除了上班，其余時間都用于陪伴孩子。縣城小，公司離家近，省去了大城市動輒兩個小時的通勤時間，的確讓人有了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。楠姐說，她很享受全家人在一起吃晚飯的時光，每天下班回家，看到孩子的笑臉，因工作而煩悶的心情便一掃而光了。

就在我思緒紛飛，每日為職業前途憂心忡忡時，黃姐與楠姐的職業變動卻讓我發現，想太多也沒用，生活自會推著你向前走。

兩個月前，黃姐因子宮肌瘤持續出血請了長假。在此之前，她已經向領導提了 2 次離職，但領導遲遲不愿意放人，如今黃姐身體抱恙，領導不得不接受她即將離職回家休養的事實，只好重新招人，長達半年的僵局就此打破。

我去看了術后的黃姐，問她未來打算。黃姐興致勃勃地說，她和數字打了十幾年交道，已經深感疲倦，正好借此機會轉行，學習烘焙，成為廚房里做面點的 " 白案師傅 "，待身體好了再出發。

至于楠姐，不久前，她去新疆休年假，旅游一周后回來，火速提了離職。她告訴我，她的直屬領導早就看她不順眼，已經把她的崗位掛在了智聯招聘上，美其名曰 " 儲備人才 "，實際上是變向逼著她走。新疆的大好河山讓她豁然開朗，與其天天受氣，不如趁自己還年輕，多出去走走看看，享受生活。

如今楠姐每天在家照看公婆，抓孩子學習，生活繁忙而有序。我曾略帶擔憂地問，再不回歸職場，萬一被縣城淘汰了怎么辦？她笑笑說，" 明明是我淘汰了縣城好不啦 "。